香港学者叶国华:历史让我成为香港

  邱震海:讲到香港的,讲到香港的过去的爱好者,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在讲爱国,也有和爱好者的定义。叶先生我想请教您,您如何理解一个爱好者,您当年是爱国的动机,您当年怎么看,您当年的爱国的动机和爱国的者的一种定义?

  叶国华:其实我们在香港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家里面住在深水铺,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动机说,我们怎么对国家有什么要求,因为抗战以后,最初一个阶段,还有一些的军队,还是住在香港,那个军队叫新一军。

  所以那个时候也引起一些街头,一些小的一些冲突,后来这些军队就调走了,所以在那种氛围之下,其实一般的老百姓都对自己国家有一种认同感。

  叶国华:我记得我们下时候,到了双十节,在幼儿园或者是小学,都会出现大家做了一些叫做双十的那个灯笼,而且也挂了那个叫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我们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慢慢培养了,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所以老师说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对国家的爱国的认识,是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双十节,那种的气氛之下认识祖国的。因为我们是少年时期,如果比我再前辈的,他们可能是参加那些革命运动,可能是更深刻,但是我们其实是香港的社会改变的过程里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改变,我们不断调整了我们对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们认识国家的过程。

  叶国华:后来到了49年和50年以后,因为国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我们就从认识那个蒋委员长的,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慢慢就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毛主席,那这也是跟社会环境有关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是在一所,没有这么多参与对国家的了解那个学校里面,很可能我就跟其他人也一样,所以我相信对一个香港的居民来说,大的环境对我们的塑造是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不感觉到我是很有动机的去说从事爱国,我只是历史的环境的影响的结果。

  邱震海:但是由于当年爱国的一些运动,事实上也给你带来许多的磨难,比如说我们知道在40多前,香港有一场六七暴动,那么这个当时从内因来说,是由于港英政府当时内部的管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外因也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的文革的兴起,但是他最后的一个客观的效果,是导致了港英政府严肃的来反思,自己在管制上出现的问题。您当时是中学老师,也直接的参与或组织了这场运动,您现在反过来怎么看,当年这场运动,以及后来您受到的一些磨难?

  叶国华:我看用磨难这两个字,是比较语重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去主持那些游行、示威等等,因为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是非常,很自由,很轻松去从事,这些祖籍的活动,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站在亲中国的立场,认识我们的所有活动是在英文的监察之下。

  叶国华:所以这个做法是跟现在有点不一样,我相信这次的法律环境跟社会环境的结果,我们还是要感觉到,在那个时候,港英他还是依法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你说他要很大的波函,也不一定是这么严重的,但是可以说,那个时候也是界限很清楚的。

  叶国华:比如说我很多,我的同事、朋友,我现在同事是在国内工作一些同事,家里面就是一份文汇报,就让他已经做了八个多月的牢,因为他住在北角,北角产生很多的群众的跟港英政府的对抗,结果是一层楼、一层楼去搜,搜的时候搜到他家,他是福建人,家里面是看爱国报纸,看文汇报的,结果就是有嫌疑了,有嫌疑那个时候有人丢石头到街上去,他又抓人,结果就看谁家里面有这些的刊物,或者是的报纸的,就抓起来,就给你塞进去,说你是扔石头人,这样他在家里面,坐在家里面就祸从天上降。

  所以这个也是那个时候的特殊环境的结果,所以我看这已经都是过去,对我们来说最大好处是让我们增加了对国家的了解,而且这个历史也从中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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