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比悼言演讲稿爱德华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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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5日晚,爱德华·肯尼迪逝世。三周后,他的自传《心的指南针》(华文出版社出版)正式出版,并很快登上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该书写作历时5年之久,书中记载了爱德华·肯尼迪精彩的一生,讲述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故事,揭开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族的内幕。

  那些易逝的花1994年5月19日,亲爱的杰姬(杰奎琳·鲍威尔·肯尼迪·昂纳西斯)因癌症去世,年仅64岁。杰姬与我一直都是朋友,一直都非常要好,有彼此在身边我们会感到很快乐。我很喜欢小约翰和卡洛琳,杰姬也乐于看到我和她的孩子们有说有笑。

  杰姬对我从来都很溺爱。我想如果凯蒂·林奇家的点心店还在开,杰姬肯定会源源不断地给我买她家的黄油脆。记得那年夏天薇琪和我读到大卫·麦克卡拉夫写的哈里·杜鲁门传记。那时我还没见过大卫(之后才和他成为好朋友),但是很想结识他。据我所知他和妻子罗萨莉住在葡萄园岛,于是我就去和杰姬磨蹭,想让她请麦克卡拉夫一家吃饭。最后杰姬还真把他们夫妇俩给请来了。这就是杰姬,而且杰姬每每都会让我觉得她也乐在其中。

  4天后,杰姬的葬礼在纽约的圣·伊格内修斯·洛耀拉教堂举行,在为杰姬撰写颂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还原她对美好事物和深邃思想的追求过程——用的是简单而朴素的事实:

  她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持着这个家庭。对我们来讲,对整个国家来讲,她都是一份天赐,她教会世人应如何去做对的事情,如何做一个母亲,如何评价历史如何面对困难。她的相貌、谈吐、著述是那么的特别,就连她做事的创意也是人所不及。对“本我”的理解,没有人能比她更深刻。

  她对“第一夫人”的诠释无人可以企及。这个国家的首都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因为她的努力。她拯救了拉斐特广场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肯尼迪中心的前身国家文化中心也是在她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杰姬将最伟大的艺术家们请入白宫,将艺术引入大众的关注之中。今天,繁荣艺术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她的创见与远见居功至伟。

  在祷文的最后我写到:“她荣耀了我们的历史,荣耀了认识和深爱着她的你我。”

  1995年1月22日,母亲在海恩尼斯港的家中去世,她的离去给我带来的心灵打击超出了我的想象,整个人感觉就像瘫痪了一样。母亲的葬礼在波士顿北角的圣·史蒂芬天主教大教堂举行,104年前她正是在这所教堂受洗,104年后她长眠于这里,104年,比这个国家历史的一半还要长。波士顿教区大主教伯纳德·洛红衣主教为母亲主持了复活弥撒。

  对于母亲的离世我并非没有思想准备。早在百岁之前,一系列中风就已经让她日渐虚弱(身体而非精神),多年来,我几乎每周都会回科德角看望她。

  我相信,在圣·史蒂芬大教堂里为她诵读的颂词是她的真实写照:“母亲知道这一天会来临,但她并未对此恐惧。她接受这一安排,甚至欢迎这种安排,并非为别离,而是为归去。她回到了上帝那里,回归自己的家庭,此时此刻她正招呼着自己的丈夫、小乔伊、杰克、凯思林、波比和大卫安坐桌边。”是的,此时此刻,我衷心地相信。1997年12月31日,薇琪和我正在华盛顿的家中与好友珍妮和蒂姆·哈南欢度新年。蒂姆和我是法学院同学,一直都是好朋友。就在我们四人安静地吃着晚餐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不期而至,我39岁的外甥迈克尔·肯尼迪死于一起滑雪事故。当时他正带着自己三个孩子以及其他几个兄弟姊妹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滑雪度假,撞树殒命。

  1994年竞选让我与迈克尔的关系变得格外亲密,他的死我简直难以相信,这么年轻、这么有朝气、这么聪明、这么有天赋的一个人竟然说走就走了。迈克尔的体育是全家人中最好的,这点根本不用怀疑。他滑起雪来像风一样轻盈,这更让我难以相信他竟然会死于滑雪事故。

  我很担心埃塞尔。她失去了波比,亲眼送走了波比生前最关心的小大卫,现在又是迈克尔,我怕她会撑不下去。记得大约1985年的某天黄昏,我和迈克尔一起坐在车里。在路旁树荫的遮盖下,迈克尔露出一半脸庞,我出神地看了好几秒,感觉就像在看着年轻时候的波比,他们俩长得简直太像了。但是现在,波比走了,迈克尔也已经离去。

  1999年7月17日星期六这一天是肯尼迪家族欢庆的日子。美丽外甥女洛莉将与作家、导演马克·贝利在海恩尼斯港共结连理。洛莉是波比和埃塞尔11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7月16日晚,洛莉的堂兄、我的外甥小约翰·肯尼迪驾驶自己的小型单引擎飞机从新泽西的法尔菲尔德起飞,前来参加婚礼。和他同机的是妻子卡珞琳·贝赛特·肯尼迪和卡洛琳的姐姐洛伦·贝赛特。当时约翰已有一年驾龄,他计划将洛伦顺路送到马萨葡萄园,然后飞往海恩尼斯赴宴。

  飞机在到达马萨葡萄园之前便坠入大西洋,机上三人全部遇难,那年约翰38岁,卡洛琳33岁,洛伦34岁。6天后,约翰的葬礼在曼哈顿的圣·托马斯·摩尔教堂举行,我在葬礼上说到:“从他生命的第一天起,约翰就仿佛并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个家,更属于美国这个大家庭。他继承了先辈的遗产,并且学会了如何去珍惜。他属于一个传奇,并且学会了怎样去适应。”

  很多人想知道,如果约翰没有发生意外会不会最终选择从政这条道路。我想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他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约翰是他那一代里的佼佼者,对流行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了解。他知道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和年轻人进行沟通,老把式已经不管用了。去世前,约翰平易近人的风格就已经深入人心,就好像他语言、形象表达天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一样堪称传奇。

  那年夏天余下的时间我陷入思索之中,一直到秋天。对约翰的思绪、他短暂一生所带给我们的意义、生命的真谛、丧亲之痛以及生者肩负的使命,一切的一切慢慢沉淀。10月6日,我在参议院的早餐祷告中与诸位同事分享了我的看法。

  于我来讲,此举有两点不太寻常。首先,我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私人事务,这源自父母对我们这代人的言传身教。其次,我必须压低自己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参议院共和党同僚约翰·查菲曾说我“讲话时总是中气十足,这样不好。”那天我的声音很低,因为声音越大,就会显得与众人越生疏。我说道:

  大家知道我和我的家人遭遇了悲剧。我们曾试图在痛苦来临时勇敢面对,用坚定的宗教信念与之对抗。这一所谓的信念并非那种大喊大叫抑或嘈杂喧闹的信念,而是一种植根于毅力、怜悯、耐心和仁慈的信念。

  我不敢说这个信念从未,至少暂时的,被动摇过。我的哥哥乔伊死于二战之后,父亲曾整夜整夜坐在海恩尼斯港的门廊,看着远处的海,听着古典音乐。那时我还小,以为他是因为喜欢古典音乐才那样。但事实显然并不如此。现在我才知道,父亲是在排遣忧伤、寻找慰藉;现在我才知道,在那心痛的关口上,他在重新寻找上帝的指引。

  即便我的母亲,一位我平生所知最虔诚、最坚定的信徒,也曾经历过基督教神学家索伦·柯克加德所说的那种“恐惧和颤抖”,虽然据我所知只有这么一次,但一次已然刻骨铭心。波比去世之后,她陷入绝望,痛呼:“他们怎么带走一个十个孩子的父亲?”她其实是想说:“上帝你为何要这样做?”尽管她没能大声说出口。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分清醒,还能够察觉到那个世界和我们生命的破败,都会在某个时候不禁问到:“上帝啊,你怎么会这样?我并非不相信你,但请你拯救我疑惑的心!”但是这些问题、疑虑、痛苦和恳请无法削弱我们的信仰——因为这是一个简单又颠扑不破的事实,上帝对众生平等,我们都会经历痛苦,经历死亡,时不时我们可能会朝他挥舞拳头,但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最终会皈依上帝。正如托马斯·卡利尔说过的那样:“我一生都在与上帝争吵,但最后我们俩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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