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学家有什么用?

  道德哲学家们的学术著述和校园教育能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道德追求,波斯纳对此表示怀疑。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其实很松弱,道德理论并不、事实上也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波斯纳直言,道德哲学家的说教式教育,充其量只能让学生看到不同的道德哲学和各种批评、削弱、修正和颠倒任何特定道德哲学的分析方法,从而产生道德怀疑论。他们并非道德创新者,更不是道德英雄或道德英雄的创造者,因为在他们身上,太缺乏道德英雄的“信念”和“气质”。波斯纳的主旨在于,为了防止“一系列相关的经验问题都被道德抹去”,必须致力于消解道德哲学家对法律所施加的“道德障眼法”,“重新恢复对伴随着沉重肉身的人性的经验理解和现实把握”,并最终走出法律迷失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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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哲学家们的学术著述和校园教育能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道德追求,波斯纳对此表示怀疑。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其实很松弱,道德理论并不、事实上也不能解决道德问题。

  波斯纳直言,道德哲学家的说教式教育,充其量只能让学生看到不同的道德哲学和各种批评、削弱、修正和颠倒任何特定道德哲学的分析方法,从而产生道德怀疑论。道德怀疑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破坏了道德权威,会使学生既有可能制作一份对自己偏好的行为最少约束的个人哲学,也有可能把自己违反常规道德的行为理性化,把一大堆首尾不一致的政策编织成一个表面融贯的统一体。

  波斯纳以美国哈佛法学院为例来说明道德话语与道德践行其实是两回事。许多学生来到法学院时都充满理想主义,接受道德哲学教授的理想化职业伦理教育,决定要抵制到大公司从业的诱惑。有多达70%的一年级学生表示渴望从事公益法律,而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就降到了2%。等到毕业时,几乎所有的法科毕业生都去律事务所工作了。“他们的理想远不是被教授的理想化教育强化了,而是受到遏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被物质性制约打碎了,被那些与任何道德楷模曾面对的劝诱相比微不足道的劝诱打碎了。”

  波斯纳批评道德哲学家的道德法典既不标准又很老套,没有提出可以证伪的主张,看上去就没做过调查研究;道德哲学家展示出来的智识天赋并不必然,在他们的规范性著作中通常也没有产生一种正面的社会产品。那些所谓的普适的、毫无疑问的道德哲学话语其实都是地方性的,并不具有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力量。这些理论之所以常常被搬出来,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修辞的效果。道德哲学家的读者群大多局限于自己的同行,没有其他受众。由于没有外在的制衡,道德哲学家就没有什么激励让自己对任何人有用。波斯纳讽刺到,道德哲学家为了学术名誉而相互竞争,方法是证明他们阅读经典文本是何等仔细,提出某个类比或发现某个不一致又是何等聪明,他们如何能首尾一贯地从前提推到结论,以及他们可以如何灵敏地扭曲对手的观点。

  在波斯纳看来,与其前辈相比,现代道德哲学家差的最远的是生活经历而不是方法。在没有得到教职之前,不敢冒任何职业风险。得到教职后,他们也很少冒职业风险,而从来不会冒个人风险。“他们过着一种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也许稍带着点放荡不羁。他们的思想左翼,生活却右翼,或者思想右翼而生活左翼。”道德哲学家自足于在狭隘的生存圈子里自娱自乐,和数学家一样离生活非常遥远。他们并非道德创新者,更不是道德英雄或道德英雄的创造者,因为在他们身上,太缺乏道德英雄的“信念”和“气质”。尽管并非所有的校园道德家都满足于智识性修道生活,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希望直接同听众交流,并因此影响他们。但波斯纳断言,“这是一个无望的希望”,至少对在像美国这样社会中的道德或政治哲学家来说是如此。

  尽管法律的规范和运作从来不仅仅来自于法律自身的逻辑和预设,同样要寻求政治和道德的合法性,因而道德始终是法律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但在波斯纳看来,道德法律理论和富有道德意味的法律理论,被不切实际地高度神话了。道德从根本上说不过是生物的人对于生存问题的反映,远没有道德哲学家鼓吹的那么神秘。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消除法律的神秘,特别是要把法律从道德理论这个重大的神秘制造者中解脱出来。而这就必须首先拿道德哲学家“开刀”,对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来一次彻底的学术清理。

  波斯纳的主旨在于,为了防止“一系列相关的经验问题都被道德抹去”,必须致力于消解道德哲学家对法律所施加的“道德障眼法”,“重新恢复对伴随着沉重肉身的人性的经验理解和现实把握”,并最终走出法律迷失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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